BT作为一种30年代定型的快速坦克，在当时技术是很先进的。这种高速轻甲求生存的思路也不能说就是错误，英国二战期间的多种巡洋坦克也是走的这条路。实际上远东的BT一直到45年八月风暴仍然是主力车型之一。

　　T-34的总体设计思路、倾斜装甲、悬挂系统等其实来自BT

　　BT系列缘起于美国的克里斯蒂快速坦克设计，当时坦克这个概念都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各种探索都有，总不能说发明者就把谁带歪了吧。

　　无炮塔的克里斯蒂样车，当年苏联进口的原型车就是这样的

　　BT有个毁誉参半的能力就是不装履带的负重轮公路高速行走功能，这个功能并不实用，也增加了车的复杂程度和制造成本。但在当时尝试此种能力也并非仅苏联一家，比如瑞典也搞过轮履两用的试验车，新西兰甚至在二战中还在尝试类似设计。今天说不对实际上是建立在之前试错的基础上，如果之前没有BT之类车型尝试，今天假如突然出个新闻中国某种坦克摘了履带能跑，保证网上一堆人美帝惊呼不可战胜。所以不要太苛求先行者。

　　除此之外我还真想不出BT系列有啥不可原谅的毛病。

　　实际上不管是T-26也好，BT也好，在30年代都是平均线以上的优秀车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为啥在战前造了如此之多。这个要怪恐怕只能怪后来被捧成活圣人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他的大纵深作战设想中，BT是突破之后向纵深发展胜利的快速车型。这样想本也不错，但狂造数千辆就未免是不顾国力的狂举了，甚至超过了保障能力，结果后来战争到来的时候不但老旧了而且还失修。

　　硬要给BT定罪，我看也只有这位来扛

　　至于T-34，这本来就是在BT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来的车型。根据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经验，去掉复杂的负重轮行走功能，加厚装甲，强化火炮，最后出来的就是一代名车T-34。

　　BT-7M、A-20、T-34 1940型、T-34 1941型的型号演化

　　第一功臣当然是设计师科仕金，敏锐地发现和解决了所有问题，设计了一代名车并为了它奋斗到底。当时他几乎是在孤军奋战，而对手包括科京和他老丈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巴甫洛夫大将、库里克元帅等一干大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失败就是人民的敌人要身败名裂的。科仕金为T-34的研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好歹名誉未受损也是万幸。

　　第二功臣就是斯大林，没有钢铁同志拍板再好的设计也是枉然，再好的设计师也免不了进监狱。斯大林同志没被身边的佞幸左右，慧眼识珠，保下了这个优秀型号。

　　第三功臣是元首和他身边的一票人。科仕金死后苏联曾使用进口的德国三号坦克样车和T-34等苏联坦克进行对比试验，前面我说的一堆小人佞幸于是总结出三号坦克的种种优点，并要求按此设计新的T-34M。在战前的计划中T-34M将在平行生产一段时间后彻底替换掉T-34，但是元首的巴巴罗萨计划彻底粉碎了这个阴谋——赶快造34，去你X的34M！

　　T-34M是在同一编号下偷梁换柱扼杀T-34项目的最后一次尝试

　　第四功臣是莫洛佐夫，作为科仕金的副手，他在科仕金去世后继续完善了T-34项目并承担了战时的改进。

　　BT系列坦克怎么是把坦克带歪了？其实，T34就是BT系列坦克的延续。

　　在坦克问世以后，如何使用坦克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当时的坦克由于还没有成熟，各种各样的坦克都有，像什么多炮塔坦克，超轻型坦克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而且各种想法也是层出不穷，传统的做法认为坦克就是要支持步兵突破敌方的堑壕体系，相对激进的就是单纯坦克，比如富勒其实就是这种想法。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老大英国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把坦克分为两类，一种是步兵坦克，专门用来协同步兵，速度慢，炮用榴弹炮，还有一种就是巡洋坦克，速度快，类似于过去的骑兵。

　　应该说，这样的分类，有点像给某种工作定制专用工具，步兵坦克就是专门用来支援步兵的专用工具，巡洋坦克就是专门用在执行纵深任务的专用工具。这样的分类有一定的道理，当时坦克的各种技术还很不成熟，坦克是一种非常娇气的武器，没事就会出点毛病，经常趴窝什么的，想要坦克又能快速包抄敌后，又能扛揍支援步兵什么，当时的技术水平真的是办不到，当时世界各国都是按照这种思路，把坦克分为支援步兵和执行纵深任务的坦克，当然也不是照搬英国的，德国人的4号坦克是作为支援坦克使用，但是对于机动力的要求并不低。

　　在苏联经过2个五年计划，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以后，重整军备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当时苏联在研究坦克如何使用上，是有一定的创见的，这就是著名的大纵深战役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坦克应该是包括远战坦克和近战坦克，远战坦克就有点像巡洋坦克，要求速度快，而近战坦克就类似于步兵坦克，用来支援步兵突破敌方的战线，保障纵深集群通过纯突破口进入对方纵深，当然当时大纵深战役还只是一个想法，不过在图哈切夫斯基等苏军将领的推动下，这个理论正在走向成熟，而且这种战役法已经影响到整个红军的建设中，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图哈切夫斯基等将领在大清洗中遇难以后，虽然名义上不再提大纵深战役，但是后来实际上苏军整体的设计还是按照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的。

　　苏联的坦克通过两次基辅大演习和西班牙内战也是找到了一些坦克性能上的问题，一个是装甲太薄，而B2柴油机的的出现解决了一个动力的问题，通过使用倾斜装甲又解决装甲和重量之间的问题，这样T34的出现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在苏联天才的设计师科什金的主持下，在BT-7M基础上首先研制出A-32样车，这就是T-34最早的原型车，并且通过苏芬战争的检验，证明了样车的出色性能，虽然科什金由于肺炎英年早逝，但是T-34的总体结构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剩下的就是修改一些小毛病了。

　　T-34实际上大量继承了BT坦克的结构，特别是著名的克里斯蒂悬挂系统，只不过T-34去掉了克里斯蒂系统中可以使用负重轮的功能，变成了纯粹的履带行驶，把节约下来的重量用来加强装甲和火炮。

　　除了T-34，苏联人还研制了很出色的KV-1坦克，这是苏联设计师科京的杰作，由于科京是伏罗希洛夫的女婿，所以科京总是给人是走裙带路线的印象，其实科京的才华的确不如科什金，但同样也是一名有能力的设计师，别的不说，他设计的KV1一辆坦克堵住德军一个师两天的战绩就够说明一切的了，而且这个战例并不是杜撰出来的神话，而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对照苏德双方的资料都是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存在，这说明KV-1的性能还是可圈可点的。而且科京的黄马褂还起到了对于手下技术人员的保护作用，科京设计局里边的气氛十分宽松，对于实验失败的容忍度要好的多，科京这边实验了大量的新技术，可以说是为后来的苏联坦克做了大量的技术储备。

　　有了出色的设计师并且通过苏芬战争验证了自己新式坦克的优异性能，苏联人开始规模宏大的扩军备战，但是在完成扩军备战以前，德国人抢先动手，把苏联几乎打倒在地，但是凭借着巨大的国土面积，和战前积攒下来的家底，而且凭借着T34出色的原始设计，苏联人还是生产了海量的坦克，并且使用T-34的底盘生产了大量的自行火炮，最终淹没了德国的装甲部队，并且使钢铁洪流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噩梦。

　　图片来自网络。

　　感谢邀请！

　　能左右苏联军工的当然而且只能是军方需要。

　　因为苏联一直很重视骑兵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坦克就是骑兵的新版本，所以必须要求坦克具有骑兵的高机动性，一个字:快。

　　当时能入苏联法眼的只有美国的“克里斯蒂”轻型坦克，这型坦克因为采用了新型传动装饰，再加上本身就是轻型坦克，所以速度达到了80公里每小时。在1930年苏联就进口了两辆这型坦克加以仿制。并于次年成功定型为bt-1型快速坦克，后面一直有改进型号，不过一直不变其快速，皮薄，火力弱的特点。

　　改变发展策略的也只能是敌人–德国:

　　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是，苏联已经拥有超6000辆bt坦克，这超过了德国投入战争坦克的综合。但是在德军如摧枯拉朽的攻势下，bt坦克的表现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德国人甚至可以用大一点的子弹击穿这型坦克，这对于苏联装甲兵来讲就是“跑的飞快的铁棺材”。

　　前线的战况让苏联军工不得不回到中型坦克上来，既大名鼎鼎的T系坦克。

　　首先肯定一下这是个非常有创意的问题，有深度，有难度，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话题。世界上自第一辆坦克母亲号在法国索姆河战役中初露锋芒之后，坦克便登上世界军事舞台。并且改变了陆战军事思想和模式，并独领风骚一个世纪之久，真可谓铁甲雄风今犹在，横扫千军如卷席。坦克的设计与发展取决于坦克战理论所赋予的任务和作用。长久以来，装甲兵内部主要流行两种作战理论，其一是加强装甲防护和抗攻击能力，以避免战损并积蓄力量进行持久消耗战。其二是加强作战机动性，攻其不备，与敌弱点，避免伤亡较大的正面对抗。这便有了重性与轻性坦克之争，由此引发了关于陆军在装甲兵使用方面的战术理论之争，这一争论历经百年，也难分高下。正应了中国老话，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典故。言归正传，二战前，苏联红军的作战模式比较保守僵化，它的方面军担负的使命庞大而零散，丝毫没有拢成一个拳头，这与伏罗希洛夫的固守筑垒地域，打防守反突击的战略思想有关，苏联红军的很多高级将领都对一战的坦克理论着迷，他们认为坦克仅是战术武器，用于支援和从属于步兵，仅能在战术纵深内协同步兵，这就造成了T35重型的出现，极为巧合的是居然是以伏罗希洛夫元帅命名，可见伏帅对军队影响之深远。俄国人有个特点，武器侧重于防护，生存是第一位的，从日俄战争的皇太子铁甲舰，到笨重的海上炮台蚊炮舰，再到状如堡垒的BT坦克，都如出一辙，35型致命的缺点就是主炮口径只有76mm，另外有两门45口径的副炮，时速30公里，满油下只能开150公里。最难堪的是不允许原地转圈。可想而知，这样一个钢铁碉堡在德军新式装甲突击理论的闪击战下，会有几成胜算？果然在德国强大的装甲集群突击之下，西方面军全线溃败，白俄罗斯的大量筑垒地域和由T35组成的防御体系形同虚设。当然，战争是个学习的过程，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苏联红军很快发现了闪击战理论的致命弱点，猖狂的德军在突击中一直把装甲师用于第一梯队，先实施突破，继而高速向纵深突击，形成对敌合围，此种战术，虽然可以快速突破对方防线，但严重削弱了后续突击力量的跟进，一旦遭遇对方大纵深防御体系，就会成为强弩之末。鉴于此，苏军提出了对装甲兵作战运用的先进理论即以快速集群理论为核心的大战略性进攻战役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苏军将坦克集团军，独立坦克军，机械化军分别编入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快速集群，主要用于突破以后向敌深远纵深发展进攻，达成战役目标。同时，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坦克自动火炮旅，团，则加强给担任主攻方向上的合成兵团完成突破任务。苏军这种理论，在实战中比德军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于是在这种先进的思想指导下，T34的伟大时代到来了。41年德军入侵时，34型只有1200辆，至45年共有53000辆之众，即使是朝鲜战争，它也未见过时。它如同一把刺向德军心脏的利刃，让德军的防线溃不成军。卫国战争中T34立下赫赫战功，连德军也承认它的性能优于德军的任何一种坦克。当然德军为了挽回败局，连续研制了虎1，虎2两款重型坦克来抗击T34 的洪流，但为时已晚，虎式坦克不足二千辆，而34型却有几万辆，在数量决定一切的战争中，素有装甲军之父的古徳里安将军也无可奈何，大德意志师的装甲掷弹兵们也在做着无谓的牺牲。这一切看似简单，实则是历史的必然。德国法西斯军事力量从强到衰，再到彻底灭亡，苏联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从弱转强，最终取得胜利，是战争之神正义的力量在冥冥之中的相助，也是人民战争的必然结果。谁发动了战争，谁屠杀了无辜的平民百姓，最后一定是他自己自吞苦果。战争狂人希特勒如此，墨索里尼亦是，东条英机也是法网难逃。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无论经历过战争的，还是和平时代的军迷们永远谨记在心，时刻勿忘。仅此而已！

　　BT坦克是苏联30年代中期前最重要的一种坦克，他发展与诞生应该是根据当时的苏联红色机械化骑兵的理论的发展同时进行的。

　　BT坦克的底盘以及最基础设计是美国在20年代后期著名的坦克设计师克里斯蒂发明出来的，它以犬尺寸负重轮、平衡悬挂系统、大功率发动机进行机动化的作战的坦克理论设计出来的，但未得到美国军方一美元的资助。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向世界各国出售自己的设计专利，被苏联军方相中以后购买了相关的设计专利以及图纸资料料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苏联特色的BT坦克。

　　到了3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联军方以及政府意识到了BT坦克的种种缺点，其装甲防护不够火力也不够强大、机动性也并不理想，于是同时向列宁格勒的183厂（基洛夫厂）以及哈尔科夫的红色哈尔科夫机械制造厂发出了设计指令。

　　列宁格勒183厂（基洛夫厂）的总设计师科什金拿出来kV坦克方案、哈尔科夫机械制造厂的总设计师科京拿出了T34方案，两型坦克进行了数轮严格的各种试验最后完胜的是T34。原本苏联军方只准备装备投产其中的一种坦克，科什金借他老岳父伏洛希洛夫（苏联三号人物）的势力去压制科京。科京为了保住自己的T34在身患重度肺病的情况下，依然亲自进行强化的T34野外试车以及高强度的试验并拍成电影（不久后他因病去世由莫罗佐夫接替岗位），通过苏联红军机械化理论的主要支持者铁木辛哥直接汇到汇报了斯大林那里。

　　最后斯大林拍板定钉两种坦克同时投产并装备苏联红军，事续也证明kv坦克的故障率极其高，虽然在战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远远不如T34对战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1943年为了讨好斯大林科什金团队在车里雅宾斯克坦克城在KV坦克的基础上发展出来斯大林式重型坦克，而已经迁移到下塔吉尔的莫罗佐夫团队发展出来T34/85这种最成功的中型坦克。

　　历史上很多时候一样，英国人以现实主义立场看待来自东方的订单：在大萧条已经开始蔓延至全球的背景下，红色卢布也是可爱可亲的。最终，卡列普斯基拍板签下了订购20辆“卡登·洛伊德”1.5吨超轻型坦克、15辆6吨Mk.E型双炮塔轻型坦克及其生产许可证的合同，日后它们分别成为产量惊人的T-27型和T-26型的技术蓝本。金兹贝格在参观A1E1“独立”号多炮塔坦克原型车以及12吨Mk.II型中型坦克时获得的启发，则成为他设计T-28和T-35系列多炮塔坦克的灵感来源。面对这种毫不掩饰地“山寨”做派，维克斯公司只能以“早已有之”作为宽慰：毕竟，俄国装甲兵的起源便是1914—1916年从英国奥斯汀公司购进的168辆5吨装甲汽车；而当1918—1920年新生的红军在彼得格勒仿制这种汽车时，并没有向英方申请许可。距离最后一批英国干涉军士兵撤出俄国领土整整10年，1930年2月，位于泰晤士河畔威斯敏斯特市的军火工业巨头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Vickers-ArmstrongsLtd.）再度迎接了来自东方的贵宾。 尽管和革命之初敌意十足的劲头相比，如今的苏联代表们重新换上了“资产阶级”式的三件套西服，言谈举止也更迎合西欧主流风尚，但人尽皆知：他们从未改变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戒心，并且希望利用对手沉醉利润的贪婪本性，获取有助于最终征服欧洲大陆的军事科技。那位不苟言笑、长着两道醒目浓眉的代表团团长卡列普斯基（InnokentyKhalepsky），曾是工农红军通信兵的创始人，如今正领导着大权在握的机械化与摩托化委员会（UMM）；在和他形影不离的几位随员里，则有未来的天才坦克设计师西蒙·金兹贝格（SemyonGinzburg）。 苏联坦克设计师西蒙·金兹贝格，主导了T-26 坦克的研发设计 就在卡列普斯基代表团造访英国前后，一场轰轰烈烈的“西方化”“山寨化”运动正在苏联军工产业内部全面展开。1931年从美国购进的2辆克里斯蒂T3型轮履两用坦克原型车，直接催生出了总产量超过8000辆的BT系列快速坦克，它们的悬挂装置设计则被继续沿用到一代名车T-34身上。在为生产这些新车辆而改造或扩建的大型拖拉机制造厂中，至少有4家是在美国订购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设备、并由美国工程师指导投入量产的，参与这些项目的外籍技术人员有多位被授予列宁勋章。海空军方面的技术援助主要来自德国和意大利：1935年，苏联海军在利沃诺奥托造船公司订购了3000吨的“塔什干”号驱逐领舰；意大利方面随后派遣技术顾问前往列宁格勒，协助俄国人设计了著名的“自豪”级驱逐舰。而早在20年代初即已秘密开展的苏德军事合作，在1939年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更是达到了空前高度。1940年2月，苏德达成一项价值6.5亿马克的军火贸易协议，苏联以粮食、石油和铁矿石向德国换取1艘未完工的重巡洋舰、3座包含炮身在内的双联装15英寸炮塔、1套驱逐舰动力装置以及30架新型军用飞机样机（内含Bf-109、Bf-110和Ju-88），德方还将以技术转让的方式向苏联提供“俾斯麦”级战列舰和“齐柏林伯爵”号航母的部分设计资料，11英寸和16英寸海军炮的图纸，以及大批机床、柴油机、火炮、坦克样品乃至合成燃料工艺。 1905年日俄战争失利以后，沙皇俄国曾经以引入英法两国军工科技为重点，开启其军事复兴之路。时隔不到30年，打破孤立状态的苏联同样选择了“拿来主义”，急不可耐地投入到对欧美先进工业制成品的仿造甚至抄袭中。不过和帝俄时代相比，红色苏维埃军工体系的布局带有更强的计划性色彩。它首先是基于一种根本的世界观：两大阵营之间的最终对决不可避免；苏联不仅要在一场世界大战中维系自己的生存，还要以红色军队和兵器、工业制品充当输出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开国之初起，最高领袖对军工复合体（MIC）的直接掌控以及注重数量优势的特征就成为整个苏联军工体系的一贯传统。基于这两项传统，普通民用工业与专门军事工业之间的区隔变得不甚显明。从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对军事潜力的储备成为重工业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事实上造成了“战时状态永久化”的结果。而斯大林对于国家可能面临两线战争的预判，又使得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在不同方向上建设多个全能型的重工业复合体。 由于将国家本身的命运与一场“最终战争”直接相连，俄国军工产业的成本意识相较其欧美同行要淡漠得多。特别是“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安全势力的边界延伸至东南欧，军工技术基础亦因为吸收美国租借物资和纳粹德国科技遗产的缘故获得显著提升，常规武力空前庞大的状态遂得以长期维持。俟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一度打算精简常规兵力，集中人力、财力于核武器竞赛。但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受辱之后，常规武力数量的加强再度被提上日程。加之勃列日涅夫奉行立场鲜明的干涉主义政策，苏联海空军以及“三位一体”的核武力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再度进入全面扩充的状态，连带也埋下了财力透支，进而导致国家倾颓的伏笔。 1961年，卸任在即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在告别演说中提醒公众注意军工复合体的影响，“警惕其获得必要之外的影响力”，避免国家政策“沦为科技精英阶层的俘虏”。耐人寻味的是，类似的情况没有在美国发展至登峰造极，却在苏联结出了苦涩的果实。唯一值得回味的是，红色帝国的军工兴亡史给今日的军事爱好者留下了一段关于“暴力美学”的传说，至今仍在电子游戏和架空小说中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二战期间，工人们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基洛夫工厂组装KV 1坦克，这家著名的军工企业于 1941年秋从列宁格勒疏散到乌拉尔地区，而一代名车T-34采用了美国人发明的克里斯蒂悬挂系统 论战中诞生的红军 1917年12月底，刚刚赢得革命胜利的俄罗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内部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争论的直接焦点是要不要接受中欧集团的讹诈，以割地、赔款的屈辱方式和德奥缔结和平条约，尽快退出大战。深层分歧则是红色政权需要一支何种性质的武装力量，它将依据怎样的指挥体制和政治原则发挥作用。在这两大问题上，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以及《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的意见并不一致。 作为一群知识分子气质浓厚的职业革命家，列宁及其战友从他们的德国前辈那里习得了两项大相径庭的遗产：一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二是马克思关于国家暴力机器性质的论述。克劳塞维茨将战争称为“政治混合以其他方式的继续”，并且不受一般道德法则的约束。战争行为的发展轨迹会受到暴力、偶然性和政治要素这组三位一体的左右，而能否达成战争的政治目标则取决于对敌方物质力量（军事机器及其经济基础）造成的破坏程度以及心理后果。 由于和马克思一样坚信阶级间对抗的深刻性要胜过民族国家的区隔，在俄国革命爆发前夕，列宁与托洛茨基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他们关于“革命战争”的全新理念：在帝国主义阵营和革命者之间存在一种永不休止的战争状态。无产阶级要赢得最终解放和全球大同，就必须抛弃对妥协的幻想，努力寻求摧毁敌方武装力量及其经济后盾的手段，并抓住一切有利于发动进攻的时机。而鉴于政治要素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革命者必须时刻确保对武力工具、特别是军队的绝对掌控权，避免其遭到篡夺。 苏俄内战时期被卫兵簇拥着的托洛茨基，他在1918年主动恢复了帝俄时代的军纪条例，还主动提议起用大批专业能力优秀的旧军官（总数近5万人），以迅速提升部队的战斗力，被称为“红军的缔造者”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经不加掩饰地批判过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暴力机器（军队、警察），认为基于征兵制的常备军代表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丑陋统治，应当被“全民皆兵”的无产阶级志愿军所取代。布哈林等人据此认为，苏维埃俄国应当以兵民合一的游击队取代腐朽的常备军，使帝国主义者由于陷入永无休止的全民战争而主动退却，继而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俄国以外。另外，一旦建立了常备军，革命政权就存在被拿破仑式的军人野心家颠覆的风险，而永久性地取消这种暴力机器将有效杜绝这种可能性。 由于将对革命性质的看重置于现实的危机考验之上，在1917年底的这场论战中，布哈林公开鼓吹用火力贫弱的工人赤卫队去抵御德国军队的东进，托洛茨基同样认为当务之急是将革命输出到德国内部，在敌军战线背后制造混乱。但随着德军拒不接受不战不和的状态、势如破竹地朝彼得格勒推进，列宁的意见占了上风，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德奥缔结正式和约；立即建立革命的正规军来保卫红色政权。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组建工农红军（RKKA）的命令；实际负责这项工作的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不仅主动恢复了帝俄时代的军纪条例，还主动提议起用大批专业能力优秀的旧军官（总数近5万人），以迅速提升部队的战斗力。为了预防拿破仑式人物的出现，政治委员制度在红军中普遍建立起来，以对旧军人出身的指挥官形成制衡。为了打消大多数革命者的戒心，尽管托洛茨基在1918年9月就组建了相当于战时大本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但一直没有扩充参谋机关的规模，以免使人联想到具有“反革命性”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部。 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出任陆海军人民委员，承担了红军大改革的规划工作 图哈切夫斯基，1925 年出任红军总参谋长，提出著名的“大纵深战役”理论，推动工业经济的永久战时化 三代红军领导人的战略信条 毋庸置疑，红军的诞生和壮大成为布尔什维克赢得内战的直接原因，但革命之初那场论战的影响依然存在。1919年前后，以南方方面军总政委斯大林、第1骑兵军军委委员伏罗希洛夫等非职业军人出身的高级指挥官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军事反对派”。反对派敌视托洛茨基对军事专业主义的提倡和对战略进攻的强调，偏爱依托地理要点实施的战略防御和纪律性不足的骑兵军。而在托洛茨基提拔的新生代军人中，也出现了图哈切夫斯基等激进乐观派，认为红军可以不顾历史上通行的战争法则，直接完成由内战向对外战争的转换，通过入侵波兰和德国来煽动当地工人阶级举行暴动，“用刺刀带去革命”。这种盲目乐观的心态在1920年夏天终于导致了戏剧性的后果：红军在华沙城外先胜后败，欧洲革命在它爆发之前就被扑灭了。 20年代初期，一度膨胀至550万人之巨（其中180万为正规军）的红军迎来了大裁员，在三年时间里下降至60万人。1924年，内战时期曾任东方方面军司令员的稳健派将领伏龙芝（MikhailFrunze）被提拔为托洛茨基的副手，一年后又取代那位毁誉参半的“红军之父”出任陆海军人民委员，承担了红军大改革的规划工作。尽管他只在这一职位上待了9个月就因为心脏病发去世，却奠定了几项影响深远的传统： （1）将举国动员体制和总体战设定为未来冲突的常态，倡导在和平时期就动员经济和外交资源来保障军队的需求，并使一个强大的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基地。 （2）恢复正规军事院校、军事历史研究和规划军种发展的参谋机关，但时刻确保党及其最高领导人在军事问题上的绝对话语权，并将战略问题上的决策权收归少数领导人。 （3）注重新科技和工业产品对提升部队战斗力的作用，同时依然坚持全民皆兵的传统，每年至少征召两批共180万青年接受民兵训练，以便在战时随时扩充正规军的数量。 这种杂糅有革命战争理论、兵民合一观念以及技术制胜主义的军事改革方略，在伏龙芝的主要继承人、1925年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那里最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标志性事件则是工业经济的永久战时化和“大纵深战役”理论的提出。在图哈切夫斯基看来，1920年对波兰的入侵之所以无法奏效，症结在于红军技术兵器和后勤保障（公路、车辆）的羸弱。要扭转这一劣势，就必须使备战意识深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随时准备好动员一切可取得的资源用于对外战争。重化工业应当为红军提供足够多的技术装备和火力载具，并随时具备将民用工业转换为军事工业的能力。通过进行民兵训练和对青少年的军事教育，在平时就预备好大规模扩充一线部队的组织结构，以服务于未来战争。另外，苏联辽阔的幅员要求它有计划地改善本土防御要塞、公路—铁路系统以及通信网络的妥善状况，以便在必要时对工业中心实施战略性疏散。 以革命战争理论中的进攻主义为凭据，在20世纪30年代初，图哈切夫斯基还形成了他著名的“大纵深战役”（DeepOperation）理论，即以高度机动的战略进攻破坏敌方组织防御的能力，在突破敌军的前沿防线后，有针对性地摧毁对方的后勤体系、交通线和预备队集结地，使敌军无法阻止有效的第二线防御，最终陷入全面崩溃。基于这种设想，他要求重点发展装甲兵、轰炸机、自行火炮和空降兵，实现步兵单位的摩托化，并演练多兵种合成作战。总之，来自东方的铁拳将震撼四面楚歌的资本主义国家，使其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 就这样，以托洛茨基、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三代红军领导人为核心，在苏联建国后的前10年里，已经基本形成了影响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军事战略信条。由于相信存在两大阵营间的永恒斗争，苏联的工业体系在和平时期就已经开始为不可避免的“最终战争”做准备。而对进攻信条的偏执，则使其将大量资金和工业产能投入到对火力载具以及技术密集型平台的研发、制造中，并时时为之预备大量青壮年人力。然而军事工业和战备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性、而非生产性的存在，它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将日渐暴露出来。 来自美国的意外之喜 在农业传统由来已久的俄国，以“拿来主义”的捷径获得西欧先进军工制品、加以模仿和改进，弥补起步较晚的缺陷，在沙皇时代即已大行其道。参加1905年对马海战的4艘“博罗季诺”级战列舰，整体设计模仿了在法国订购的“皇太子”号，安装的12英寸主炮则是德国克虏伯厂早期产品的升级版。1922年内战结束后，类似的策略再度被重新祭起。不过受协约国全面封锁的影响，在整个20年代，只有战败国德国和远离欧洲纷争的美国愿意持续向苏联提供工业技术出口。为了给计划中的再武装保留火种，从1923年起，德国国防军开始向莫斯科派遣顾问团，帮助红军建立空中力量、潜艇部队和化学兵。作为回报，苏联允许德国人在其领土上进行《凡尔赛和约》禁止的军事航空以及装甲兵训练。容克飞机公司在莫斯科郊外的菲利建立了占地1.5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年产战斗机300架，其中60架交付给红军。红军则在利佩茨克机场秘密为德国培训飞行员。在萨拉托夫，德国工程师建造了苏联第一个化学武器工厂，在中亚建造了17个火炮工厂，波罗的海造船厂也在德国人指导下进行了翻修，以建造红军第一型现代化潜艇“十二月党人”级（图纸购自意大利）。德国人亦从这种合作中受益：到1933年，他们已经在喀山培训出了第一批坦克指挥官。 然而在苏德两国财政状况皆不够理想、又必须瞒过协约国耳目的20年代，两国军事合作的总体规模相当有限。真正的意外之喜是来自美国的友谊：由于相信苏联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提供惊人的市场，加上工商业界存在为数不少的同情者，在苏联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美国企业即积极参与进去。1927年，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与莫斯科签署了为期12年的通信设备和专利转让合同；两年后，通用电气（GE）也打进俄国市场，在哈尔科夫筹建一座电机制造厂。1929年，底特律基建巨头阿尔伯特·卡恩（AlbertKahn）与苏联贸易代表布罗恩签下一份大合同，负责在斯大林格勒兴建一座年产5万辆“卡特彼勒”型拖拉机的大工厂，这就是“二战”中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工厂的前身。卡恩集团总工程师约翰·卡尔德（JohnK. Calder）随后还担任了车里雅宾斯克另一座巨型拖拉机厂的基建顾问，该厂的产能与斯大林格勒厂相当。至于“一五计划”中第一处位于乌克兰的样板工程——哈尔科夫的奥尔忠尼启泽拖拉机厂，它是美国工程师莱昂·斯瓦比安（LeonSwajian）的杰作。换言之，苏联坦克工业的大部分基础最初是由美国人打下的。 1933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在车里雅宾斯克视察拖拉机厂，苏联的几家大型拖拉机厂的建立都和美国人相关，换言之，苏联坦克工业的大部分基础最初是由美国人打下的 对拖拉机厂转用于生产坦克的可能性，美国人并非没有察觉。早在1932年，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的美籍顾问就已经发现车间内出现了制造轻型坦克零部件的痕迹。但他们认为这类尝试不可能持久：基于美式经验，任何“军民双轨”体系的运行成本都会高于军民分离的状态；而制成品的性价比将被拉低，有效使用寿命以及在这一寿命周期内能发挥的战斗力都会受到不良影响。另外，没有明确的利润指标和对劳动者的物质奖励作为刺激，巨型工厂似乎也不可能长期维持高负荷运转的状态。他们显然不理解，苏联人可以通过指令式的计划经济自上而下地调控生产——由最高领袖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可以在五年计划出台之前就将下一阶段的军事规划传达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国家计委和其他几个部门为上游，为企业划定好了可获得的信贷空间、固定的工资水平、不受供应波动影响的定价和税率。如此一来，企业根本无须担心商品的销路（事实上企业也并不清楚这一点），只需按照各年度计划执行生产。而陆海军部（后来的国防部）派驻各工厂的代表拥有极大话语权，可以确保高质量的制成品被优先提供给军队。至于高昂的运行成本问题，在苏联近乎无限（以及免费）的人力资源供给和优先保证军队需要的财政政策下也完全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完全不能理解苏联人对“最终战争”的执念以及基于此设定形成的危机感，而求生欲是远大于成本考虑的。 1942年，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组装完成的 SU-100坦克歼击车即将开赴战场。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和哈尔科夫柴油机厂在几个星期内就被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与原有的斯大林工厂合为一体，使车里雅宾斯克一时成了著名的“坦克城 斯大林与“拿来主义” 由于这种指令型计划经济的早熟、易上手，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差不多可以将25%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投入到对工业部门的投资中；而这部分投资又有80%属于“军民双轨”型，占用了全国至少15%的劳动力。斯大林格勒、车里雅宾斯克和哈尔科夫那3家美国血统的拖拉机工厂和大规模翻新的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一道，在1932年就生产出了3000辆坦克；而在1938年，苏联飞机的年产量（7500架）几乎等于英德两国之和。技术装备供应的快速上升，使红军一线部队的规模在1935年重新上升至130万人的水平。但负面效应也已开始显露——两次大战之间的20年对全球军工科技都是一个不确定的技术摸索期；到30年代中期为止，无论坦克、战斗机还是水面舰艇的发展完善程度乃至用兵思路都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而图哈切夫斯基过早决定将攻势色彩浓厚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应用到军备建设中，尽可能多地增加技术装备的数量，直接导致许多不够优秀，或者濒临淘汰的武器也被大量制造出来。1936年之后，在西班牙和芬兰的实战考验都证实：诸如快速轻型坦克、多炮塔重型坦克乃至双翼格斗战斗机之类的早期设计已经无法适应战争模式的革新，但它们却是当时苏军一线装备的主流。因此不得不动用接近1/3的财政预算从头开始替换。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斯大林本人的决断对国防工业的影响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和技术导向、进攻导向的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不同，斯大林及其忠臣伏罗希洛夫出身“军事反对派”，更热爱本土防御和持久消耗战。因为担心在东西两线同时遭到德国和日本的入侵，斯大林力排众议在乌拉尔山地区建立一个钢铁—机电—军工生产联合体；那里在空间上无法被任何一个假想敌快速抵达，适合充当国家的战略后方。出于对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信徒的极度不信任，斯大林在1937年最终将他逮捕处决，连带还清洗了90%的现役高级将领。 1943年，莫斯科一家枪械工厂，女工正在检验新出产的二战名枪——波波沙冲锋枪（PPSh41），苏联战时许多兵工厂的生产任务系由女工和老人承担 但“大清洗”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怀疑军事现代化的必要性。相反，他可能比几位被枪毙的元帅们更加信奉“拿来主义”。美国专家（他们毕竟只是民用工程专家）在1932年分批撤出苏联之后，意大利人顶替了他们的位置，为红海军供应蒸汽轮机、锅炉、鱼雷和机电设备；在苏联新建的“基洛夫”级大型巡洋舰、“列宁格勒”级驱逐领舰以及“自豪”级驱逐舰上，都可以看到意大利技术的影子，这种合作甚至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都不曾中断。1939年苏德缔结盟约之后，来自德国的军工科技转让也创造了历史新高，德制88毫米海军炮、210毫米重型榴弹炮、105毫米高射炮以及其他工业设备陆续被运抵苏联。事实上，若不是希特勒在1941年提早背约东侵，到40年代后期，苏联将会建成一支安装德式主炮和德国进口蒸汽轮机的大舰队。 卫国战争的影响 1941年6月卷入战争之际，红军的装备状况和战斗力处在一种极其矛盾的状态：尽管经过提前动员，一线部队人数已经快速膨胀至600万人，拥有2.6万辆各型坦克、11万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5000个边境永固碉堡，但大部分装备仍是亟须替换的30年代中期以前的产品，士气和作战经验也因为“大清洗”的影响而显著滞后。两款新坦克KV-1（重型）和T-34（中型）在1938年以后已经付诸量产，但分配给一线部队的数量很不均衡，士兵也没有做好使用新武器的装备。这使得苏军在战争开始后的前半年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战备经济常态化对非常状态的适应能力开始逐渐显现。通过五年计划中规划好的铁路网，俄国人可以对其西部和南部的核心军工生产设备、人员实施快速转移，利用乌拉尔山和中亚的预设厂区迅速恢复生产。哈尔科夫的“共产国际”机车厂（今马雷舍夫工厂）被转移到下塔吉尔，更名为第183斯大林乌拉尔坦克厂，全面投入T-34中型坦克的生产。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和哈尔科夫柴油机厂在几个星期内就被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与原有的斯大林工厂合为一体，使车里雅宾斯克一时成为著名的“坦克城”。在每条主要战线上保留至少一个大型全功能军工复合体（以生产陆战装备为主）则有效缩短了装备交付到部队手中的时间，使初出茅庐的新兵们可以尽快在战斗中积累经验。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厂的工人们每制造出一辆新坦克，立即由士兵驾驶着投入战斗，这是当初的美国人始料未及的。 “军民双轨”模式造就的易生产性，在一代神车T-34型坦克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战时许多兵工厂的生产任务系由女工和老人承担，苏联工程师降低了对坦克零部件工艺的要求，着力减少其加工步骤以提升制造速度，炮塔也由焊接式改为工艺流程更简单的铸造式。由于T-34系列的总体性能最为均衡、适用范围极广，苏联干脆延缓新装备付诸量产的规模，而将整个坦克工业55%的产能用于生产T-34的各种型号。整个战争期间，T-34/76和T-34/85两个型号的坦克共制造了6.45万辆之多，最终产量则达到了惊人的8.4万辆。而被公认为东线单车性能最优秀的德国“虎”I和“虎”II重型坦克在3年里仅仅制造了1839辆。“闪击战之父”古德里安不禁哀叹：“原来我们一直占有坦克优势，可现在的形势却变得相反了。”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曾经以骄傲的口吻询问过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为什么我们能赢？”不待对方回答，领袖便自言自语：“因为我使这个国家做好了战争准备。”这不仅包含了战时对军工产能的全面动员，还有一层言外之意：加入同盟国阵营使苏联可以获得来自美国的海量租借物资。整个大战期间，美国以近乎无偿的方式向苏联提供了价值112.98亿美元的军工制品、零备件以及其他工业原材料，相当于今天的1800亿美元，占到租借法案总额的近1/4；这还没有计入由英国提供或转运的物资。根据美国国务院1945年的不完全统计，战时美国援苏军备物资至少包含有飞机1.4万架、坦克和自行火炮8200辆、各型载重和特种车辆46.7万辆、商船100艘，以及总价在31.5亿美元以上的工业和石化制品。不仅如此，英美两国在战时还向苏联运去了4.46万台金属切削机床，它们使得俄国军工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有效提升，甚至能够以战时美方提供的成品作为蓝本，迅速“山寨”出同型产品，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苏联第一代雷达几乎可以视为英美租借物资的孪生兄弟，里-2型运输机是C-47的翻版，图-4重型轰炸机则是对B-29的像素级抄袭。 1944年，苏德战场，苏联士兵围坐在一架美制 P-39“飞蛇”战斗机旁，战时美国援苏军备物资至少包含有飞机1.4万架、坦克和自行火炮8200辆、各型载重和特种车辆46.7万辆 战争结束之后，食髓知味的斯大林几乎立即下令投入对德国军事工业的瓜分，将其中关于火炮生产、核技术以及导弹制造的部门“移植”到苏联。战争后期德国柴电潜艇技术的发展成果，很快被应用到了苏联的W型和R型上。甚至连工业基础相对较差的日本留在中国东北的制造业、采矿和发电设备，由于其有助于弥补苏联在战时遭遇的经济损失，也被拆卸运回俄国。到1948年前后，斯大林终于第一次改变了他对世界战略态势的主张，认为摧毁资本主义阵营、从政治和军事上吞并西欧的最佳时刻即将到来。苏联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冷战”大局，红军一线部队的数量逐步由280万人（战争结束时为1300万人）重新膨胀至1955年前后的580万人。俄国不再是昔日亦步亦趋的追赶者，而已经升格为全球两极霸权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