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的特务机关：特高课、梅机关、竹、菊等，有什么区别？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7月2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三个重要单位，在上海成立了间谍谋略机关“对华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除了作战以外的所有对华重大谋略，以及建立汉奸政权的执行机关。负责人由三个单位分别派出，即陆军的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的金田芝中将，外务省的坂西利八郎顾问。
由于日本陆军在华势力最大，土肥原又是特务元老，因此该机构又称“土肥原机关”，直接对日本内阁的五相会议负责，权力极大。为了分化中国内部，配合日军进攻，该机关又以梅、竹、兰、菊等花卉名称，在各地分头组建了任务不同、策反对象不同的特务机关。
（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梅机关”为了扶植、监视和控制汪精卫集团专门组建的，1939年8月22日成立于上海，因为办公地点在虹口日租界的小楼“梅花堂”里，故代号为“梅机关”。它有权协调日本驻军、宪兵队、其他对汪伪政权予以各方面的支持，也是汪伪特工总部的创建者和实际控制者，76号内一直驻有日军一个宪兵分队。鉴于日本比较特殊的陆海军军事体制，梅机关以陆军为主，但也有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特务组织）的代表，以影佐为机关长；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影佐又兼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梅机关则对外称“最高军事顾问团”，其实就是汪伪政权的后台老板。
（大汉奸汪精卫）
“竹机关”在武汉会战结束后设于汉口，机关长是柴山间四郎中将。此人1928年乃是张学良的顾问助理，有名的中国通，中心任务是配合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对中国军队的分化工作，对象从北洋军阀吴佩孚等元老到第五战区的川军部分将领，基本没什么成效；1943年接替影佐祯昭成为汪伪最高军事顾问。
“兰机关”也设在上海，机关长是和知鹰二中将，重点工作对象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军事集团，日军认为桂系是内最具势力的反蒋集团，因此在桂南会战后，和知鹰二兼任了华南日军第21军的“司令部附”，以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的方式，企图造成两广地区脱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局面，与第五师团长今村均共同派出代表赴桂林游说白崇禧，但白健生抗日大节不失，把日军代表崩了回去。
“菊机关”设于福建，主要策反对象是“闽粤边防军”总指挥黄大炜中将，1939年11月，黄大炜率部叛变投敌，被改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成为汉奸，1940年改称汪伪“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以黄大炜为总司令，1944年5月，黄大炜在上海被军统特工暗杀身亡。
（汪伪76号丁默邨和李士群）
“特高课”是日本政府在抗战爆发前就成立的正式特务机关，隶属于内务省，全称是“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政府工作人员、是政治警察、是公开的机构；日寇入侵我国和东南亚地区后，日本军方的宪兵队成立了军警联合特高课，一般下属于日军各宪兵司令部和各级宪兵队。
可以说，哪里有日本宪兵队，哪里就有特高课的身影，他们的任务就是监控反日思想、反日志士，还有在日本国内日本和其他反战人士的任务，笔者曾将其与“盖世太保、军统局、克格勃”并称为二战时期的四大特务组织，因为它们从事的，并非仅仅是军事情报和谍报任务。
二战时期日本的特务机关：特高课、梅机关、竹机关、菊机关等，有什么区别？
在二战的时候，日本的特务机关可是为了日本做了不小的贡献，比如说在珍珠港的侦查，还有破获佐尔格的情报网，甚至还有在中国战场策反了一大批的高级军官，这些都是那些特务机关做出来的。那么，你们知道日本四大特务机关吗？他们分别是“梅兰竹菊”，还有一个是特高科，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小编就来带领大家一起看一下。
特高课的知名度这么高，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遍布各地的间谍组织。
特高课成立之初，主要目的就是应对日本国内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它的最初属性是对内情报组织。
但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扩大，特高课的属性发生了变化，成为了针对占领区的特务活动和谍报组织。
可以说，只要是日军长期占领的地方，都会设立特高课。
特高课的全称是“特别高等警察课”，一般设立在日军占领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之内。作为特务组织，他们确实非常“忙”。
特高课的任务比较多，比如监视占领区中国人的思想动态，一旦发现反日的思想和言论，立刻想办法消除掉。还有搜集各方面的情报，进行分类汇总。监视“伪政府”官员的思想和言论，随时准备“纠正”。侦查抗日组织，抓捕和审讯抗日人士以及特工。
当然，还包括想办法策反诱降抗日人士。
特高课的老大是土肥原贤二，大名鼎鼎的战争罪犯，他手下网罗了一批日本间谍，比如著名的川岛芳子和南造云子。
日本人非常重视情报工作，所以特高课在日军中地位很高，也是目前抗日影视剧的重点表现对象。
相对于特高课，梅机关的针对性就比较强了，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扶植和监视上海的汪伪政府。
梅机关成立于1939年8月22日，是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共同决定成立的，它位于上海虹口日本侨民区一座被称为“梅花堂”的小楼里，所以就被称为“梅机关”了。
最初的汪伪76号特务组织，就是直属于梅机关的。梅机关训练出来的特务，直接分配到汪伪政府的每一个特务组织，表面上是协助，实际上就是监视和领导。
汪伪政权的所有行动，都有梅机关的直接参与。所以，梅机关实际上是汪伪政权的顶头上司。梅机关的最初的负责人影佐祯昭少将，就宣称是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
至于竹机关，它也是属于土肥原贤二控制的。
日本政府认为，在中国的傀儡政府不能完全指望某一个人，于是专门组建了竹机关，用来搜集情报，研究中国有名望的政治家和领导人。看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们出山，组建一个新的“中国政府”。
至于菊机关，是设置在福建的一个特务组织。主要任务就是策反当地的高级将领黄大伟，1939年底，菊机关策反成了，黄大伟率部投降，成为了一个大汉奸（后来在上海被刺杀）。
这个兰机关的任务也很具体，就是策反李宗仁和白崇禧，希望他们反蒋投敌。但是计划很不成功，据说兰机关的内部人员，还被李宗仁偷偷策反了……
大致上来说，就是这样的。特高课是遍布各地的，常规的间谍组织。“梅兰竹菊”是有针对性的，有具体任务的特务组织。
还有就是梅兰竹菊情报机关。在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他们就将在我国的特务以及机关划分为4个区，也就是梅兰竹菊。梅机关是特务的最高机构，而兰机关的职责是负责两广活动。再就是竹机关，位于华北地区，负责策反我国政坛那些退休的军人以及政治家等等。菊机关呢，在福建。
由此可见，这里面，梅机关的职责很重。这四大机关的职责与特高课是截然不同的。日本主要的特务组织是特高课，而四大机关是对特高课的辅助。
虽然都是日本的特务组织吧，但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简单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特高课的知名度这么高，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遍布各地的间谍组织。
（影视剧中的日本特高课）
特高课成立之初，主要目的就是应对日本国内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它的最初属性是对内情报组织。
但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扩大，特高课的属性发生了变化，成为了针对占领区的特务活动和谍报组织。
可以说，只要是日军长期占领的地方，都会设立特高课。
特高课的全称是“特别高等警察课”，一般设立在日军占领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之内。作为特务组织，他们确实非常“忙”。
特高课的任务比较多，比如监视占领区中国人的思想动态，一旦发现反日的思想和言论，立刻想办法消除掉。还有搜集各方面的情报，进行分类汇总。监视“伪政府”官员的思想和言论，随时准备“纠正”。侦查抗日组织，抓捕和审讯抗日人士以及特工。
当然，还包括想办法策反诱降抗日人士。
（土肥原贤二）
特高课的老大是土肥原贤二，大名鼎鼎的战争罪犯，他手下网罗了一批日本间谍，比如著名的川岛芳子和南造云子。
日本人非常重视情报工作，所以特高课在日军中地位很高，也是目前抗日影视剧的重点表现对象。
相对于特高课，梅机关的针对性就比较强了，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扶植和监视上海的汪伪政府。
梅机关成立于1939年8月22日，是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共同决定成立的，它位于上海虹口日本侨民区一座被称为“梅花堂”的小楼里，所以就被称为“梅机关”了。
最初的汪伪76号特务组织，就是直属于梅机关的。梅机关训练出来的特务，直接分配到汪伪政府的每一个特务组织，表面上是协助，实际上就是监视和领导。
（汪伪76号）
汪伪政权的所有行动，都有梅机关的直接参与。所以，梅机关实际上是汪伪政权的顶头上司。梅机关的最初的负责人影佐祯昭少将，就宣称是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
至于竹机关，它也是属于土肥原贤二控制的。
日本政府认为，在中国的傀儡政府不能完全指望某一个人，于是专门组建了竹机关，用来搜集情报，研究中国有名望的政治家和领导人。看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们出山，组建一个新的“中国政府”。
至于菊机关，是设置在福建的一个特务组织。主要任务就是策反当地的高级将领黄大伟，1939年底，菊机关策反成了，黄大伟率部投降，成为了一个大汉奸（后来在上海被刺杀）。
“梅兰竹菊”这么有名，日本当然要有个兰机关了。
这个兰机关的任务也很具体，就是策反李宗仁和白崇禧，希望他们反蒋投敌。但是计划很不成功，据说兰机关的内部人员，还被李宗仁偷偷策反了……
大致上来说，就是这样的。特高课是遍布各地的，常规的间谍组织。“梅兰竹菊”是有针对性的，有具体任务的特务组织。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
日本想侵略东北亚地区之心早已有之。
为了配合军方的行动，1906年，日本设立\"一进会\"刺探朝鲜及中国情报，为日本吞并朝鲜立下了汗马功劳。自此一进会大肆扩张，后来形成了特高课。
这是一个日本间谍组织，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隶属于日本内务省。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和远东的需要，特高课的职能也在不断变化。
它的任务是：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搜集情报资料；破坏抗日地下组织；监视伪高官言行并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
另外特高课也兼管反间谍业务。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特高课网罗了大批间谍，窃取了中国的大量情报。
其中有两个女谍最为著名，一个是川岛芳子，另一个是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
川岛芳子长期为特高课工作，\"七七事变\"后，在日本政府的指使下，她直接导演和策划了伪“满州国”的成立。
南造云子在上海的间谍活动，导致大批员和抗日志士被捕，军统几乎瘫痪。
最后戴笠亲自对她下达追杀令，才除掉了这个 日本的\"帝国之花\"。
梅机关
梅机关是日本于1939年在上海建立的一个特务机关，主要职责是负责扶植、监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
因该机关位于一个叫“梅花堂”的小楼里，因此称为“梅机关”。
1939年汪精卫从河内回到上海筹建伪国民政府，日本派出以影佐祯昭为首的一批军政人员，策划协助成立伪政权。
汪汉奸：
梅机关939年8月正式在上海成立，影佐祯昭少将担任机关长。
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和操纵汪伪政权的后台老板和联系人。
日本称对汪伪的工作为\"梅工作\"，负责扶植汪伪政府，为汪伪政府提供情报，监视监听汪伪政府高官，策反高级官员。
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就是在梅机关支持下成立的。梅机关实质上是汪伪政权的顶头上司，是日本军部在中国的特务组织和分支机构的领导核心。
兰机关
作为一个，兰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策动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进行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活动。
兰机关的负责人是日本陆军中将和知鹰二，他一直致力策划李宗仁、白崇禧倒蒋。
竹机关
竹机关又称为“土肥原机关”，由日军大间谍土肥原贤二控制，日常负责人是大佐岩黑秀夫。
土肥原：
1938年7月当时，由日本五大臣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各军种混合组成的工作小组，目的是扶持支持日本的下野北洋军阀和政客重新出山。
根据日本政府的设想，竹机关的任务是制定对华的重要战略，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
不过从结果上看，竹机关是失败的，以吴佩孚、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下野军阀大多不与日本人合作，极少数如张敬尧等败类又被军统刺杀，日本人的期望落空了。
菊机关
菊机关设在福建，主要任务是对盘踞福建的国军中将黄大伟进行策反活动。
1939年11月，在菊机关的策反下，黄大伟率部投敌，组建伪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黄大伟成为铁杆汉奸。
1940年7月，改组为伪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黄大伟为总司令。
1944年5月31日，黄大伟在上海被刺毙命。 特高课和“梅兰竹菊”四机关作为二战中日本的情报部门，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在今天，在中国境内仍有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数千家，遍布中国大中城市。
日本情报机构至今仍在利用某些企业的合法身份，或亲自下手，或发展间谍，从事军事、经济情报搜集工作。
这是新形势下的间谍特点。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日本人拉拢、利诱，坚决不能出卖情报，出卖人格，更不能出卖祖国。
参考资料： 《日本间谍机关在中国的活动》
作者： 歪眼小史工作室 冯生
日本在侵华期间的特务机关是非常多的，分属不同的部门，执行不同的任务，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有的互通情报，有的甚至各自为政，陆军部的特务机关就不和海军部的联系，甚至相互间还保密。
日本的特务机关有陆军宪兵系统的，有在陆军各部建立的特务组织，有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日本政府内阁情报局，各陆军派遣军司令部情报局，海军上海武官府情报处，海军驻上海海军陆战队情报处，关东军情报处，还有黑龙会、一进会，井上公馆、青木公馆等等，不下于几十个之多。
特高课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因为建立比较早，（大慨1820年左右）规模也较大，人员训练也规范，它的全称叫高等警察课，隶属于日本内务省，开始主要处理国内事务，随着侵华战争的进程，逐渐由内转外，除配合日本驻外使馆搞情报工作的同时，也配合其它间谍情报机构进行谍报工作，日本占领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都设有特高课，土肥原贤二是头头，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和南造云子都是特高课的特工。
梅机关是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建立的特务机关，主要职责是扶植、监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其特工成员来自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等，影佐祯昭担任机关关长，它们同特高课没有上下级关系。
竹机关是1938年7月26日设置的，它的全称是对华特别委员会，受日本五相会议领导，由陆军部代表、海军部代表和外务省代表等组成，由土肥原贤二具体负责，主要职能是在策反中国政坛上的老政客，也包括地方军阀，它们同特高课，梅机关也没有上下级关系。
菊机关是设在福建的特务机关，也是由土肥原贤二领导的，主要是为了策反在福建的将领黄大为，这次策反比较成功，黄大为后来成了日本的走狗，还有一个兰机关，这是为了在华南策反李宗仁和白崇禧，结果以失败告终。
谢谢阅读
说起日本的，估计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特高课了，毕竟土肥原贤二这个日本特工之王的名声太大。此外川岛芳子和南造云子这两个女间谍，都是出自这个地方。
这个机构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课”，起初设立的目的只是针对自己内部，让这个机构来监视国内的政治情况以及情报出入。
不过随着后期战争规模的扩大，日本对于间谍的“依赖性”也增加了不少，所以这个机构就率先“出头”，成为了面向各个战区的谍报审讯机构。
这个机构一般设立在日方在当地的领事馆之内，并且每个地方的特高课都有很多的任务，比如说监视驻扎区民众的思想和言论，想“办法”解决一些有反日思想的人员。
还有收集国共的各项资料，对抓到了敌对组织人员进行“合理”审问，以及策反一些“大牌”反日领袖等，可以说他们的职能是最全面的，所以日本高层对这个组织也非常依赖。
准确来讲，特高课乃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方面在华的主要特务情报机构，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有着庞大的情报网。其策划了伪满洲国的成立、七七事变等重大事件，杀害了无数的抗日志士以及无辜同胞，罪行累累。
除了特高课以外，日本军方还下辖有四个比较特俗的情报机构，分别是梅机关、竹机关、兰机关以及菊机关。名字倒是取得不错，梅竹兰菊四君子，但做的事儿可不是什么君子行为。
相比于特高课，它们的职能就显得“专一”很多了。
首先梅机关，其主要是在上海活动，负责对汪伪政府的控制和监视。
因为上海以及周边地区名义上是当时的汪伪政府管辖，他们在这里掌控着大部分权利，而日本为了加强对这股势力的控制，就专门为他们“定制”了一个谍报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后来的梅机关。
梅机关在1939年正式成立，成立以后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专业的谍报人员，而且这些人员毕业后会直接“分配”给汪伪政府，表面上来看是帮助他们处理工作，但实际上是为了监视他们的所有举动。
臭名昭著的汪伪76号特工总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梅机关乃是其顶头上司和实际领导者。
而它之所以被称为梅机关，主要是因为该机构是在上海一处叫做梅花堂的小楼中成立。的。
然后是竹机关，其乃是“梅竹兰菊”，最神秘也是最特俗的一个，其乃是由土肥原贤二直接管辖，又称“土肥圆机关”。其主要工作就是对中国的一些政商名流进行策反工作。
兰机关同样也是一个策反机构，它成立的主要任务就是试着策反并再扶植一个伪军政权。
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日本高层觉得只依赖一个伪军政权似乎有点风险，如果在日后出现不稳定情况，那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当时中国已经有了众多有名望的政治领导人，竹机关的任务就是尽力策反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让他们带领自己的跟随者再组建一个伪政府。
而当时他们的目标是两广地区，重心放在了李宗仁身上。其承诺只要李宗仁反蒋，日方便会提供武器和财力上的支持，还会配合其进攻。
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李宗仁并没有被他们策反，桂军在抗日战场打得很漂亮，广西也一直是日军无法突破的一个点。
最后是菊机关，这个机关仍然是单一任务，同样还是策反，他们的任务执行地点主要在福建地区。
当时福建地区有一支规模不小的武装，其领导将领是黄大伟。
为了不费功夫的就拿下福建，日本中央通过了成立菊机关的议案。进入该机构工作的人员，一直都在想办法策反黄大伟。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黄大伟表现的还很坚决，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就传出了黄大伟公然叛国的消息。他也成为了一个地道的汉奸，而这个机构的任务也圆满完成，后来黄大伟在上海被刺杀。
综上所述，特高课与梅竹兰菊这五个机构本质上都是谍报机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任务范围不同，特高课是一个整体的情报收集，而梅竹兰菊则是各自负责相应区域不同对象的策反与衔接工作。
很显然，这些情报机构为日本的侵略活动做了很大的“贡献”，其中为特高课与梅机关最为显著。
这回稍微扯淡的细一点吧，正确把这几个资料只是大概念的组织说得清晰一点。
所谓“特高”其实就是特别高等警察的意思，这个职务的出现与1910年5月25日发生的刺杀明治天皇事件关系很大，当时几个社会主义运动家准备赏那厮一发炸弹来着，可惜在爆破时出了点意外，计划不幸失败了。
日本主管警察的内务部从那时候开始觉得现有警察体系在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几乎无能为力，急需一批秘密警察来干脏活。故此在这一年的8月成立了特别高等警察办公室，由安培基源来领导，很是干了不少缺德事。
到了1913年日本警视厅改制，感觉“特高”非常好用的鬼子把它独立正式化了，所有特别高等警察都隶属保安课，保安课上级是警保局，而警保局上级直接就是内务大臣。保安课下辖三大部门，分别是警视厅特高部（总部秘密警察）、道府县警察部特高课（地方秘密警察）和海外派遣事务官。
扯淡完日本的“特高”咱可以说说中国这边了，最初这张孙子来中国属于海外派遣事务官的性质，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在中国各地都设领事馆，特高派遣事物官就在领事馆下辖的警察署里工作。这些人的主要作用是反情报，避免领事馆的一些机密泄露。
侵华战争开始以后，鬼子在占领区的宪兵队内也安插了“特高”，只是这部分“特高”不再隶属内务大臣，由军部直接管理。宪兵队的特高课主要负责占领区的反情报、政治活动等事务，手中权力极大，理论上可以依托鬼子宪兵随时随地对任何人（包括日本军人）进行抓捕审问。
通常咱们这边影视剧里描述的特高科是军部管辖的宪兵特高，并非内务大臣管理的领事馆特高，但无论哪个特高都有一项重要使命——，即使对内部也不会手软。故此当时宪兵特高确实连鬼子自己都害怕。
在鬼子那边机关的全称应该叫“特务机关”，最初是指军队中从事战斗之外任务的部门，比如搞宣传啦、搞教育啦、皇室专属副官之类的，与此同时海军和外务省也有类似的名称。简单来说“特务”最初的意思就是特殊任务，不特指情报大类的工作。
后来日俄战争中有个叫明石元二郎的家伙实在闲着难受，作为日本驻瑞典大使馆武官的明石组织起一批人跑俄国去支持反对派起义，他那个捣乱组织就被称作“明石机关”。大约是因为比较上口的原因，后来鬼子很多专项特务组织都开始叫机关。
通常来说在侵华战争期间鬼子的常规会以部命名，比如关东军的叫情报部，总部在哈尔滨，在其他城市设的叫支部，各自有固定负责区域。但战争期间肯定有区域的情况是动态的，没法机械的往上套，于是鬼子又成立了一些机动或专项特务组织，这类组织通常以XX机关命名，比如13军作战区域内叫华东特务机关，11军叫华中特务机关。
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涵盖鬼子特务的全部工作，很多时候他们必须根据时局搞一些临时的专项工作，鬼子内部为了保密通常会给这类专项工作取一个代号，比如尝试在缅甸搞独立军的任务叫“南工作”，对应组成的机关就叫“南机关”。
这些机关的头目大部分是制定“工作”部门的人来担任，人员则可以根据情况在其他部门抽调，并不一定就局限于情报人员。比如从事“策反”工作的机关里可能会有很多外交人员或者医生之类，甚至有交际花都不稀奇。
知道鬼子的命名原则后咱们再梳理那些乱七八糟的机关就容易了，只要找到对应的工作就行，你可以把他们理解成不同使命的临时工作组，一旦任务完成或者彻底失败就会自动解散，人员各自回到原部门继续任职。
梅机关成立于1939年4月，由参谋本部第二部少将影佐祯昭率领，这厮最初在里见机关拉拢中国青帮一起贩卖鸦片，把大量资金输送给关东军。成立梅机关主要是为了统合南京、北平、张家口三个伪政权，重点工作对象是汪精卫，1940年4月汪伪政权成立后解散。
竹机关成立于1938年6月，由伪满军政顾问大迫通贞担任头目，主要工作是拉拢北平的上流人士出面给鬼子背书，有传言北洋名将吴佩孚之死就是他们的手笔，同样在汪伪政府成立后解散。
菊机关成立于1939年4月，由汕头驻在武官山本募发起，其主要工作对象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侨，但限于各方面条件限制，菊工作的进展几乎从开始就注定失败，这个机关仅存在了不足半年就彻底解散，没太大存在感。
最悲剧的可能是成立于1938年3月桂南作战期间的兰机关，和知鹰二那货想策反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结果被人家摆了一道，一年多时间白费，偷鸡不成蚀把米，灰溜溜的跑回东南某岛训练岩里政男之类的汉奸去了，可也把低智商的毛病传染到了那边......真是个悲剧......
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关出过一些风头。无论是珍珠港的侦察和掩饰，还是破获佐尔格的情报网，以及在中国战场策反了大批高级军官，这些都是特务情报机关的功劳。在日本特务机关中，最常见的是特高课和日本四大情报机关“梅兰竹菊”，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不同呢？
先来说说特高课。
特高课成立比较早——19世纪末期，日本就成立了特高课，全名是特别高等警察课，隶属于日本内务省。设立特高课的初衷是针对国内，因为日本海军派与陆军派的矛盾不少，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也多，此外国民与统治阶层也有一些矛盾。调解这些矛盾，或者说为了预知并控制这些矛盾，就是特高课的任务。
后来，随着日本进行国策调整，对外侵略的势头高涨，特高课开始承担起对中国、俄国以及对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比较显著的一个标志是：日本驻外国的使领馆官员也会加入特高课，作为特高课的特殊成员，在完成外交工作的同时，进行谍报活动。
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以后，在每个占领地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都会设立一个特高课，负责侵华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其职能主要有5项：
1.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
2.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
3.破坏抗日地下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
4.监视伪高官言行；
5.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
在这个阶段，特高课不仅与警察署合作，还与宪兵合作，军警一体，权力很大。总的来说，特高课是半公开、半隐蔽的特务组织，既有公开的类似警察的职能，也有隐蔽的类似情报的工作。特高课的著名间谍有川岛芳子和南造云子等，特高课的领导有土肥原贤二这样臭名昭著的情报头子。这些人作恶多端，结局自然不好：南造云子于1942年在上海被军统特工击毙，土肥原贤二和川岛芳子在二战结束后被判处死刑。特高课也在战后土崩瓦解，告别历史舞台。
再来说说著名的“梅兰竹菊情报机关”。
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以后，侵华日军参谋本部派在中国各地的特务和间谍人员分为四个区，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附庸风雅，居然以梅、兰、竹、菊四个字为代号。
“梅机关”是华中日本特务最高机构的代号。之所以用“梅”字代称，是因为这个机关选址最初在上海虹口日本侨民聚集区一座被称为“梅花堂”的小楼。“梅机关”最初的负责人是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影佐祯昭少将。此人于1941年调任东北关东军后，其职由柴山兼四郎继任。梅机关不仅承担情报工作，还承担对汪伪政权的指挥领导工作，是汪伪政权的幕后操纵者。注意，隶属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也就是咱们常常所说的76号（因该机关地处极斯菲尔路76号而得名），也归“梅机关”负责。
“梅机关”是华南日本特务最高机构的代号。“兰机关”的负责人叫和知鹰二，是一个中国通。其主要任务是在两广活动，策反两广高级将领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等人脱离蒋介石政府，为日本服务。有意思的是，和知鹰二的贴身秘书夏文运反而被中国策反，导致日本情报外泄，让“兰机关”丢尽脸面。
“竹机关”活动于华北，主要任务是策反中国政坛一些已经退休的老牌政治家和军人，为日本侵华服务。北洋政府时期的著名人物如段祺瑞、吴佩孚、曹锟等人，都曾面临“竹机关”策反，但保持了民族气节。当然，也有变节的，比如齐燮元和殷汝耕之流，但大多是二流人物。
“菊机关”设立在福建，对曾任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伟进行过策反活动。1939年11月15日，“菊机关”策反成功，黄大伟率部叛变投敌，组建伪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充当日军走狗，成为铁杆汉奸。1944年，汉奸黄大伟在上海被刺杀毙命。
总体来说，四大机关除了“梅机关”职权较重，既有情报任务，又有监视汪伪政权的权限以外，剩下的三个机构，大多以策反、争取中国高级官员和政客为目的。四大机关的职能和特高课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参考资料：
胡平：《情报日本》
“许述工作室”核心成员查佳峰主答
看了底下的回答，被雷得外焦里嫩，感情一大群人拿电视剧当历史了。
一个简单的科普，“特高课”虽然在我国大名鼎鼎，屡屡见于电视剧和各种通俗文学作品，但是历史上从来就没在当时的中国本部活动过（台湾、大连在当时已割让，属于日本本土）。
至于还有一群人说土肥原贤二是特高课的大特务，还有军衔，只能说，卧槽，你太有想象力了。
为什么？
因为特高课的全称是“特别高等警察”，也称“特高警察”，顾名思义，属于警察编制，而日本警察的领导机关是“内务部”，不是军部，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军衔”。
特高课的由来，是1911年8月21日，日本在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日本国内的警察组织，职责是应对日本国内日益升温的赤色思想传播，简言之，政治警察。
1928年3月15日，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因为对当年举行的首次普选中左翼政党的影响力而感到恐惧，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名逮捕了日本和劳动农民党约1600名党员，即“三·一五事件”。
此次事件之后，日本所有府县均设立特高课，主要警署必须安插特高人员。至此，特高组织网覆盖到全国。1932年，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课”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
需要注意的是，特高课长甚至比警察还更进一步，按照
什么意思？
“特高课长”是通过了“高文考试”的帝国高等文官，连警察都不是，警衔都没有，用中国的制度来讲就是，他们虽然领导政治警察，但身份是高级公务员，未来的出路是到内务省当“大官”。
也就是说，特高课的组织，就是在日本本土的警察体系里存在，没搞海外扩展。
至于土肥原贤二，他在九一八之前，1930年是“天津特务机关长”，1931年任“奉天特务机关长”，这个两个特务机关和特高课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而是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
事实上，日军的情报机构和专设的，苏军总参情报局（前身成立于1918年）或者美国陆军情报局（1882年成立）不一样，长期由参谋本部第二部负责各国的军事情报工作，直到1937年11月战时大本营成立，才更名大本营陆军部情报部，其实还是一套班子。
但是，在海外间谍组织的控制上，土肥原贤二的职位就能看出“各行其是”，他的“特务机关”上级是关东军司令部，而非日本参谋本部二部。
任务都是拉拢中国军政要员与日本合作的工作，并不算是真正的军事情报机构。
其实当时在中国，真正为了获取情报而设立的情报机构还有不少，比如中国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情报课)在香港设立了“兴亚机关”，以香港、广州等地为中心，搜集英美情报，“兴亚机关”还和“澳门机关”合作，以桂林为据点搜集美空军轰炸机部队的活动情报，还在南京设置了“南京对美部”，此外，还有这些都属于日军的各个“总军”级别的情报组织。
实话实说，以上这种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特务机关，凡是都混在一起说的，都是耍流氓，求不骗……
前言，据我了解的内容细述一些，因为打字太多，所以放图了，抱歉。另外只介绍梅兰竹菊，于特高课所知者甚多，所以略过不谈了，勿怪。
关于“梅机关”。193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7课（支那课）的负责人认为，同年11月时的中日战争已呈现胶着状态，总参谋部第二部（情报部）有必要对在华日本特工的活动改变工作态度。于是建议设立了专属的第8课（宣传谋略课），将影佐祯昭调任为初代科长，因为他对于中日战争初期的情况非常熟悉（包括人脉和汉语水平都很杰出）。此后，由里间甫牵线联系到了上海的青红帮，以鸦片买卖为由，设立了里间机关（宏济善堂），其鸦片来源于伊朗和蒙古（后增加伪满和海南岛等地），出资方为三井、三菱和大仓，所得盈利最终都流向了关东军、东条内阁作为军费使用。
在此期间，杜月笙、盛文頤均有参与这件事情，并近一步与之巩固了彼此的人脉关系。（2022年，上海市档案馆在整理汪伪政府档案时，发现了一份关于宏济善堂前主事浦建英状告盛文頤的呈文，具体为分利不均引起，求诉对象正是“梅机构”。）
据当时估算，仅以里间机关每年进口的1500箱鸦片（单箱1920两），每两鸦片两元手续费，全年即有567万元收入。而1942年，由该机关销售的鸦片获利多达502万7千两，为1939年时的三倍。加之原产地售价与上海售价差之20元/每两的价格折算约合8000万元的收入，因此可以肯定，“梅机构”的第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敛财和毒害我中华民族。
继续说梅机关的初任影佐祯昭。早在1935年其在华期间，对当时的日本驻华领事石射猪太郎非常恭从，而此人于1937年3月时被选举为外务省东亚局长。因此当时梅机构天然就与日本外务省有着秘而不宣的关系，加之其所属日本陆军省，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方军政纽带。那么在1939年5月，当汪精卫回到上海，筹建汪伪政府时。作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8课的科长，影佐祯昭就已经率领一批军政人员，在上海东体育路7号驻扎，谋划汪伪政权的各项活动，并于8月22日正式成立“梅机构”。而当时的日本参与人员，包括了陆军省、外务省、水师省和兴亚院等部门，所以通过这种关系，可以断言当时的汪伪政府，是直接受到日本操纵的傀儡政权。而当年12月，梅机构与汪精卫签订了《日支（中）关连（关系）调整要纲》等文件的行为，只是左手握右手的卑鄙行为。所谓“最高军事顾问团”……不过是块遮羞布。
关于“兰机关”。它的负责人和知鹰二，早在1936年就参与了侵华战争，但当时名义上是作为驻屯军参谋存在的（和知公馆当时已于日租界出现，为殷汝耕房产）。此后其先后于台湾军司令部、总参谋部、大本营参与特务工作，并在土肥原机构的直接指挥下，从事了拉拢蒋介石的“蒋汪汇流”工作，以及李宗仁、白崇禧推翻委员长政权的“两广瓜分”工作，还有与阎锡山的“倒蒋”工作。
当时在侵华战争期间，蒋曾多次与日表示暧昧。38年时，蒋曾主动指导萧振瀛与和知鹰二的谈判。而当时和知鹰二提供的“和谈”条件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原状”。但直至40年，在他会见了《大公报》主笔，也是蒋代表的张季鸾后，确认了板垣征四郎的“桐工作”没有任何意义，才彻底放弃了对蒋的暧昧态度。
但是从此期间和知鹰二放出的各种烟雾，以及从38年之后的各项“会谈”成果来看，其主要功能，是分化、瓦解、拖延中国各方抵抗力量的整合。于其他却并不怎么在意。
关于“竹机关”。竹机关又名“对华特别委员会”、“土肥原机关”，于1938年7月26日正式设立，受日本五相会议的直接领导（注：陆军土肥原贤二、海军津田梅枝、外务省坂西利八郎）。竹机关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拉拢吴佩孚（机关长先后有柴山兼四郎、川本芳太郎等人），由青木公馆（纪念青木宣纯）的大迫通贞负责此事（另还有对唐绍仪的活动，时称南唐北吴）。关于其创建前提，是因岩黑秀夫建议的“成立一个多军种混成工作小组”而出现，因此它必然是以多兵种协同工作为主要目的。只是由于该机关直接受到土肥原、津田等五相（又名五大臣）指挥，故又称“土肥原机关”。而上述提到，兰机关也曾接受其指挥，或者竹机关的等级略高于兰机关。
该机关在华活动期间，因土肥原经常往来于京沪两地，所以对吴佩孚的活动有很大一部分由大迫通贞完成（其主要事迹有扶持普安协会、收买庸报、振报、国权报、民报和真善美晚报等五报）。当时被诱降的吴佩孚旧部，被组成了“正太社”，而此后该机关的负责人川本芳太郎，则直接拜师吴佩孚。这种对吴佩孚的迫切需求，源于当时1938年9月，两伪政府（临时/维新）合并成“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的缘故。而当时包括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在内的多人，于军政、民间都没有极高影响力。而同月唐绍仪又被蒋指使的军统特务错杀（其曾反蒋），因此竹机关的“以华制华”倒蒋活动，才更多的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吴佩孚的身上。
关于“菊机关”。菊机关为人熟知的最大功绩就是于1937年劝降了黄大伟（8月任汪伟集团的中央党员，并于11月组建伪和平建国君第一军并自任总司令）。那么它的负责人山本募，又在此后于39年7月12日、8月23日和40年2月12日，以台湾军司令部参谋兼华南特务机关长的身份领导日本海军陆战队参与了伪和平建国军三次进犯东山岛的罪行。
其实早在1936年8月，台湾军司令部新设“总动员业务”部门后，毕业于陆大26期，曾历任陆军省作战资材整备会议专任干事、整备局科员（军需动员班长）兼内阁资源局事务官的山本募，就已经以高级参谋中佐的名义担任其领导人了（见台湾文献馆“今川渊等39名人事、出差命令”等1936-1939年叙任及辞令的人事命令）。那么当时在10月，山本募便在《台湾日日新报》、以《何谓国家（日）总动员？》、《对台湾产业期待的纲要》等文章，号召台湾产业界积极参与侵华战争。次年2月则继续发文、强调台湾产业军需化之必要性。那么此后于37年4月，台湾军提出的《基于军部原本的任务及国策执行》方案中，也依旧照搬了山本募此前规划的“台湾产业”，仅增加了轻金属一项而已。
总结语：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梅兰竹菊等机构，在华期间的任务均以政治活动为主，但各自之间又有着显著不同的其他分工。
可以说这种对华情报工作的细致，是丰臣内阁时期的延续。从台湾到大陆，从明清到民国，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研究之细致深刻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其不遗余力的态度，几如切片解剖一般。而其军、政、民的各种情报机关分工之明确，以及各自协同合作的方式，也体现出军国主义中几如蚁巢一般的表现。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中或有崇拜亲近、或有决绝反对，可都只是以盲目、拒绝深度认知的态度去看待的。
不知痛又该如何言痛呢？唯有更多地去了解，才能获悉当时日本对于中国的罪行，不仅有粗暴之三光政策和慰安妇、大屠杀、生化实验，也有这样精细精巧的行动。继而得以肯定侵华日军是“残忍且狡诈”的。那么再崇拜亲近于他们并为之游说洗白的，就只能是新一代的民族罪人了。
